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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后发于现行规则之外的新问题，应寄希望于功能主义规范的化解。
[67] Kelsen, General Theory of Norm, Clarendon Press1991, pp6-13. [68] Dworkin, Justice in Rob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 167. [69] Dworkin, Justice in Rob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p. 169. [70] 关于具体三种设计方案的修宪史回忆见王汉斌：《新中国法制建设访谈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一、法治中国：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 法治中国命题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自己的历史方位，有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重点的考虑。
其次应该是一种价值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特定的价值推动着法治的具体实践，中国在这里也不仅仅意味着地理空间和政治主权的叙事，而包含着一种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多元的治理行为和治理依据如果都可以纳入宪法的监督范围，就可以通过宪法的一元性和最高性对之进行有效控制。[57] 第三，这种代表制在立宪后形成一元统治原则和二元统治形式的特征，构成一种典型的混合体制。[71] 一个较新、全面的研究成果见王旭：《论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规范、实践与完善》，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例如康德的法权哲学里之所以强调法律与国家的重要，就在于他认为人不可能完全按照内心的道德律令进入一种自由的理性状态，黑格尔反思市民社会蕴含的败德风险，[44]韦伯也针对冒险和投机的贱民资本主义有过批评，[45]舍勒则提出无产阶级必须超越资产阶级内部狭隘的市民精神，展现出更优越的文明因素和精神气质。
此种进路集中关注法治中国的具体实现路径。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二是对释宪范围的影响。
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这种政治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机关应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权力都由人民代表机关享有。虽然1958年法国宪法保留了立法权优位原则，但宪法起草者们担心议会像第三、第四共和国的议会那样拥有压倒性的权力，他们就想到设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对议会进行牵制。思想文化观念对释宪机制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释宪主体方面，在不同思想文化观念下，释宪机关的设置和选择有所不同。
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在所有国家机关中居于最高地位，而最高代表机关则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机关的性质是国家权力机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行使国家权力，决定国家事务。
上述因素在对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的构建产生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对其正常运行产生了负面影响。[20]在这样的法律传统观念影响下，法院获得解释宪法的权力不会遇到多大的非议，由法院解释宪法乃顺理成章之事，普通法院释宪机制由此得以形成并保持下来。根据普通法传统，制定法律和解释法律这两种权力是分离的。[6] 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诉讼，并通过宪法诉讼进行违宪审查，是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考虑。
除了前述政治制度和法律传统方面的因素外，思想文化因素是其深层次缘由。如庞德所言，以理性开拓经验，以经验检验理性，[14]对于政治制度影响释宪机制这种现象我们不能简单地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而应直面现实并进行理性认识，实现经验与理性的良性互动。[8]而在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审查过程中，犹如马歇尔大法官所言，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那些把规则应用到特殊案件中去的人，必然要阐述与解释那些规则。例如，为了强化释宪机关的民主正当性，在采取司法机关解释宪法这一当今主流释宪机制的国家里，释宪者的人选一般采取有别于普通法官的政治性选任程序。
英美两国在释宪机制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英国传统的普通法文化观念在美国发生了变化。余论 研究释宪机制的影响因子，目的是从不同角度剖析影响释宪机制的各种因素，探讨在建立释宪机制时所需要考虑和顾及的相关问题，以便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释宪机制提供恰当的分析框架。
法国实行的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与美国三权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不同，由于司法机关的地位较低，不像美国法院那样可以享有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制衡的地位和权力，普通司法机关就不可能享有美国法院那样的司法审查权，也就无权解释宪法。党在整个国家政治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全国人大不仅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最高代表，还具有为党的领导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意义，强调全国人大的重要性能够维护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地位。
中国的法律传统追求的是稳定统治之下的井然有序，尤为强调法的社会治理和国家统治功能。美国的限权宪法是指对立法权明确加以限制的宪法。司法机关在其地位低于权力机关的情况下，丧失了拥有宪法解释权的前提和基础。[19]前引⑦，[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61页。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司法审查作后盾，即使制定法的形式也无法保证高级法作为个人求助的源泉，既具备制定法的形式，又以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补充，高级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如在法国，普通法院没有宪法解释权的原因，更进一步来看，是权力分立观念在法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其在美国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四、中国的释宪机制及其影响因子 按照宪法规定，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最高权力机关释宪机制，由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在卢梭看来，法律只能来自社会的一般意志，立法权是人民的最高意志的行使，这一权力是不能分立或代理的。
[35]前引⑱，[法]托克维尔书，第186页。作为宪法解释的一项制度安排，释宪机制的设置是国家制度构建中一个极其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释宪机制健全与否直接决定着宪法实施效果的好坏。
但由于社会思想文化的不同，各国具体的宪制都存在程度不等的差异，各国释宪机制亦必然呈现不同的面向。从前述可知，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释宪机关人选的影响。
[27] 法国这种极端化的分权思想，否定了普通法院的法律解释权，法律解释问题都由立法机关处理。释宪机制不可避免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要缘由在于释宪机制涉及到国家权力配置和各种利益调整，制宪者的主观判断和政治派别的实力较量等人为因素，国家所处的法律传统和思想文化等客观环境，都会对释宪机制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目前我国实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制主要是受中国政治制度的影响。卢梭分权思想的核心是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权至上，这一观念导致国家权力结构中的议会主权原则，即人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议会，议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管理权力。
释宪权由哪一机关掌握、释宪者的人选，释宪权行使的范围、程序和效力等，都无不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欧陆国家普通法院法官则没有这样的地位和声誉，普通法院法官不能承担宪法解释职能，需由专门机构的人员来担当此类特殊任务。
除了前述法国宪法委员会释宪机制外，欧陆国家建立了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释宪机制。[20]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 Cranch) 137 (1803)． [21] See Mauro Cappelletti, Judicial Review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Bobbs-Merrill Co.，1971, p．45. [22] See Burt Neuborne, Judicial Review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 Y. U. L. Rev.(1982). pp.365-442. [23]参见[美]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7页。
以立法取代宪法解释，是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机制的特有现象。[26]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法国1791年宪法没有授予法院享有司法审查的权力，禁止法院干预立法权的行使或中止法律的执行。
[16]因此，释宪机制作为宪法解释的一种制度装置，必须在国家法律制度的框架范围内进行安排和设置，深深根植于该国法律传统之中，且有赖于该国特有法制语境方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17]美国法官被授予了其他国家法官所没有的巨大权力，其原因在于美国人允许法官可以不适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美国由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解释宪法的释宪机制，与美国政治制度密切相关。事实上，此类限制须通过法院的作用，因为法院的职权包括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
三是部分由国会任命，部分由总统任命，如法国。如何消解这一悖论，是完善中国释宪机制和提高宪法实施效果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采取普通法院释宪机制的国家正是在该国政治制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起来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对释宪机制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欧陆国家普通法院法官职业化模式使其难以胜任宪法解释的重任。